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后两天，票房已超过去年整个电影节期间的总票房。大众累积了一年的对于艺术电影的渴求，又到了释放的时候。
然而，在电影节之外，那些不具备商业卖相的电影仍然没有迎来属
于自己的大时代。尽管方励的惊天一跪之后，《百鸟朝凤》票房逼近亿元大关，但以“下跪”换来的市场热情并没有持续。
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如何营造一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市场生态，成为许多人关注的焦点话题。业内人士指出，电影天然具有艺术属性，能否让艺术电影抵达更多观众，是衡量电影市场是否健康、电影文化是否多元的重要标准。然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各方对于电影市场规律和艺术电影受众有更加冷静客观的认识。
艺术电影没市场?也许只是没有做到精准投放
实际上，在许多人看来，艺术电影在今天的处境其实正在明显好转。清华大学教授尹鸿此番来沪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
他以《山河故人》《闯入者》《刺客聂隐娘》《喜马拉雅天梯》等具有很高艺术品质的影片为例，“过去根本不可能进入市场，却在去年收获了几千万元乃至过亿元的票房。”
但为什么大家还是会觉得对于艺术电影来说，今天的市场环境很糟糕？需要反省的除了市场环境，也许还有我们的评判标准。尹鸿说：“有时候我们非要拿一部艺术片的票房跟最商业的电影票房比，然后骂电影市场，其实全世界艺术片的票房都不可能跟最主流的电影比。”北京新影联影业总经理周铁东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任何国家，哪怕被视作艺术片天堂的法国，以小众之身和大片对撞都是不明智的。非要让一个从创作之初就没有主流市场定位的产品去争取那些不属于他们的观众，本身就是一种错位。”
艺术电影应该更加理性地选择适合自己的放映空间，从而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市场，实现精准投放———这是不少学者和电影人的共识。
上影集团导演郑大圣曾以一部《王勃之死》获得第20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最佳电视电影奖，最近几年，他执导了一系列由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比如《危城之恋》《天津闲人》《蚀之春风桃李》《蚀之章台秋柳》等等。他用“小剧场巡演”来形容这些影片的放映状态，“参加所有不在商业排映之内的策展，比如北京的MOMA百老汇、北京电影资料馆、上海电影博物馆等，一场一场争取放映”。几年下来他发现，不进商业排映，跳脱出商业档期的时间与排场的狭窄空间，反而为影片赢得了长线放映的机会，像《天津闲人》和《危城之恋》一路逶迤，放了两年半，每周一场，倒是有了收益。
放眼全世界，长线放映，在另类的小众市场实现长尾效应，是艺术电影普遍的生存方式。周铁东之前有过长期驻外的经验，他介绍说，纽约的艺术电影在艺术院线的放映周期短则半年，长则三五年；只要还有观众需求，必定能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它的身影。《卡萨布兰卡》这样的电影直到今天还能在美国大学校园影院看到。“我在中影驻洛杉矶子公司工作的时候，把《盗马贼》以保底分账的形式卖给了纽约一家艺术影片发行公司，多年后依然能收到发行方在艺术影院的放映收入分成。而像《黄土地》《红高粱》《菊豆》这样的影片，今天依然有美国的发行商愿意购买。”
艺术院线呼而不出?其实是可供选择的艺术电影太少
这并不是说，今天中国内地的电影市场已经足够健康丰富多元。分给艺术影片的银幕仍然不够多；从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在观众中引发的抢票热潮便可看出，观众对于艺术电影的需求，在平时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于是，这些年来，建立艺术院线的说法始终不绝于耳。
而与这种不绝于耳相对应的是，我们至今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艺术院线。原因何在？周铁东的分析可能会让围观群众感到意外：因为我们市场上可供选择的“艺术电影”数量远远不够支撑一条艺术院线的存续，甚至连一家艺术影院都养活不了。他以MOMA为例，“也只能拿一个厅来放映艺术片，然后用其他厅放映商业片来养活这些艺术片。”而纵览全球市场，任何成熟的艺术院线都是靠充沛的艺术电影片源来支撑，才可能在主流院线的挤压之下健康而持续地活着。
持这一观点的并非周铁东一个人。沙丹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策展人。前两天，他很偶然地在MOMA看了一部“小文艺片”。是周六的傍晚，又是在以放映艺术电影为特色的场所，整个厅里加上他也不过六七人。看完电影他发出这样的感慨：“似乎怪不得市场的冷酷。这类影片是否真的具备了极强的艺术性，也是值得商榷的。片子不差，但也没有多好；感觉确实是‘艺术电影’，可又没法艺术得让人眼前一亮———这是当下大多数艺术片经常让人扼腕的地方。”
即便是《百鸟朝凤》这样的电影，抛开吴天明的影坛地位带给它的光环，其本身的艺术性也是受到争议的。上海社科院的青年学者刘春认为，就影片的艺术形式而言，即使不说是平庸的，至少也是平常的，其电影语言和思想表达都缺乏艺术上的突破，没有达到艺术片应有的探索。记者注意到，对该片抱有类似看法的学者和评论人并不在少数。
